看電影是早晚的事，但該來不及到戲院看了。對梁朝偉和湯唯的親熱戲沒什麼興趣，只想看李安這次擴張原著的功夫做得怎樣。李安的戲，從《喜宴》開始，就特別欣賞故事中的種種壓抑：很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壓抑。道理很簡單，他小時候受過的，我現在還在受。
有些人很怕在看電影前接觸太多跟片子有關的信息，我倒無所謂，因為我認為每一場戲都沒有絕對的詮釋角度，其他人的批評可以幫助思考，自己的想法倒會隨時間而改變。上星期起，李怡在《蘋果日報》的專欄連續寫了幾篇關於《色，戒》的文章，提到極有可能是小說主角原型的丁默邨和鄭蘋如的二三事，挺有趣的，轉載如下：
《色，戒》的敗筆
《色，戒》中那批為重慶當特工的愛國義士，在談到有可能被捕犧牲時，義士鄺裕民慷慨激昂地爆了一句：「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這是編導的敗筆。因為這兩句詩是汪精衞寫的。他在清末刺殺攝政王不遂被捕後，於獄中寫下一首傳頌一時的詩：「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現在的年輕人也許不知道這首詩及其出處，但四十年代的抗日愛國青年不可能不知道。他們更不會引用汪精衞的詩以言志，因為其志正是要抗擊汪偽政權。
《色，戒》的故事，是有真實人物作藍本的。據稱王佳芝的原型名鄭蘋如，易先生的原型就是丁默邨。重慶特工鄭蘋如一九三九年兩度執行刺殺汪政權的特工首腦丁默邨不遂，身份曝光後被捕遇害。許多介紹電影《色，戒》的背景文章也有提到。抗戰勝利後，丁默邨以「通謀敵國」的罪名，於一九四七年被槍斃。
不過，龍應台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她在德國翻讀南京市檔案館資料時，發現在鄭蘋如被槍決後一年，即一九四一年，時任重慶國府教育部長的陳立夫，已和丁默邨有了秘密聯絡，往後幾年，丁默邨表面上是汪政權的部長，私底下卻為戴笠的軍統局效力，不但提供情報，而且不斷營救被捕的重慶地下工作人員。戰後審訊丁默邨時，那些被營救的情報人員，均具函作證。日本戰敗後，重慶國府因一時未能還朝，又擔心共產黨在江浙坐大及新軍閥崛起，於是丁默邨被國府任命為「浙江省軍委員」，戴笠給丁默邨手書，要求丁在混亂期間，「切實掌握所部，維持地方治安，嚴防奸匪擾亂，使中央部隊能安全接收。」丁確實執行重慶指令。
但丁默邨為什麼後來又被槍斃呢？明天再談。
2007 年 10 月 2 日
「漢奸」的複雜性
易先生的原型丁默邨，在下令殺死王佳芝的原型鄭蘋如之後第二年，就當上了重慶國府的「無間道」。陳立夫與戴笠都曾向他保證，「可呈請委座（即蔣介石委員長）予以自首或自新。」在《陳立夫回憶錄》中記載：「丁默邨本來可以不死的，但有一天他生病，在獄中保出去看醫生，從南京拘留所出來，順便遊覽玄武湖……這個消息被蔣委員長看到以後，蔣委員長很生氣的說：『生病怎還能遊玄武湖呢？應予槍斃！』」
在當時國民黨專政的時代，領袖的一句話就是法律，以致對丁默邨的死刑判決書顯得強詞奪理，對他提出為自己辯護的有力證據全然漠視。但歷史也留下了陳立夫的這段話，說明丁默邨本不該殺。
講丁默邨這段故事，目的是想說明，抗戰期間，許多政界人士並不是那麼忠奸分明的。如果看過《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這本書，對參與汪政權人士的心路，應有更複雜的理解。簡而言之，汪精衞之附日，及成立汪政權，主要是看到中國的軍隊絕對無力抗擊日軍。汪精衞及他的追隨者自稱是為了保護日本佔領區的中國人民，使他們免於直接面對日軍的屠刀，才「忍辱負重」地組織汪政權的。當然，他們之中有些人是一心追逐權力名利之徒，但也有些人是真想「曲線救國」的，更有些人要看形勢而隨機應變。丁默邨可能是第二類或第三類人。
《色，戒》中的易先生，似乎只陷於情慾與權勢的矛盾，而沒有表現出他在政治上的觀望徘徊。我認為後者更能突顯易先生這人物的複雜性。儘管影片的主旨在「色」與「戒」。
影片發生的時代，一九四二年上海。那時我正隨家人居於上海。當然是童年。但戰爭年代的孩子早熟而懂事。我略有認知的社會，與影片稍不同。
2007 年 10 月 3 日
及至昨天，李氏在《〔色，戒〕還有敗筆》一文提到：
上周拙文提到龍應台的文章說丁默邨在鄭蘋如遭槍決後一年，當了重慶的「無間道」一事。有台灣歷史學教授汪榮祖提出了反證，認為丁默邨是為了眼看時不我予，才與重慶暗通款曲的。龍應台的發現既不新鮮，也不完整。
史海鈎沉，力氣不小，還是多參閱人家的評論、散記有趣。
